胜利日！中国战区16场大受降：北至平津古都，南到越南河内

编  辑 |文  松本文未标明图片均来源于网络文中内容不代表东亚评论观点和立场

1945年9月2日盟军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的受降仪式与9月9日国民政府在南京进行的受降典礼早已为人们所熟悉，相对鲜为人知的是，在胜利之年的中国，北至平津古都，南至台湾、越南，国内外一共有16个受降区。

在那个胜利的秋天，全国各大战区都在进行着属于自己的受降典礼。

芷江洽降意味深长

8月15日，深感已无法挽回失败命运的日本天皇发表“终战讲话”，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即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一天成为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日。

日本虽已投降，但大量侵华日军仍占据着华北、华东等地的主要城市，国内政治局势又风云诡谲，因此接收失地与举行受降仪式成为国民政府要考虑的首要之事。8月15日，国民政府正式接获日本致中、英、美、苏四国的投降电文后，蒋介石派遣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接受日本投降，并对各大战区做受降部署。

据何应钦所著的《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一书记载，“日本宣布投降以后，我军即按照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所划分之受降区规定，接受日军投降。中国战区受降范围，依划分应为中华民国（东三省划归苏俄受降）、台湾，以及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日军投降代表为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

1945年8月17日下午5时32分，蒋介石接到冈村宁次发来的复电，冈村宁次原计划派今井武夫等人到江西玉山与中方洽降，但当时的玉山机场因雨后损坏已不能使用，同时环境也不安全。相对而言，湖南的芷江机场保存完好，可供各种大小飞机起降，又驻扎了装备精良的新编第6军，于是中国方面做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决定：让日本人到芷江来洽降。

1945年8月21日，湖南芷江机场，由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派遣的洽降使节今井武夫少将等人步行出机场

一切就像命运冥冥中的安排，仅在几个月前，侵华日军为夺取芷江机场，集结了7个师团约七、八万人之兵力，在第20军司令官坂西一良中将的统一指挥下向湖南西部发起进攻，引发了被称为中日“最后一战”的湘西会战；湘西的战争从4月打到6月，数万遭遇中国军队顽强阻击的日军被困在茫茫雪峰山中，寸步难行，直至会战结束，他们的作战目标芷江仍安然无恙，而日军在雪峰山的失败更像是全面战败的预演。

无独有偶，湘西会战的中方总指挥正是后来代表中国战区受降的何应钦。仅仅在两个多月后，日本投降的消息就传到了湘西，芷江变成了沸腾的海洋。

8月18日，蒋介石电令冈村宁次于21日派代表到芷江洽降，同日，芷江的纳降准备工作全面启动。中方成立了“日本投降签字典礼筹备处”，由廖耀湘担任主任委员，典礼地点选在了位于芷江县城七里之外的七里桥空军第5大队营房。

8月20日，何应钦乘坐飞机由重庆飞往芷江。同日，冈村宁次的代表，今井武夫一行人也由南京秘密飞往汉口，并于21日乘坐冈村宁次的专机飞往芷江。

日本高层的洽降之行之所以要秘密进行，是因当时日本军队中还有很多少壮派官兵不愿接受战败的事实，并极力以武力阻止投降，这样的背景环境给洽降典礼平添了几分肃杀紧张的气氛。

前往芷江之日，当今井武夫乘坐飞机飞至洞庭湖上空时，他意外发现机舱内有一挺机枪，顿时惊出一身冷汗，立即命令随从将机枪扔进了洞庭湖中。最后今井一行总算是在中美空军三架战斗机的监护下平安抵达芷江。

据当时负责洽降工作的新编第6军第14师作战课长的王楚英回忆，8月21日，“芷江城风和日丽，我和钮先铭、王启瑞等人乘车各处巡视，检查今井武夫住处的接待准备和警卫工作。

芷江城到处彩旗招展，扎有巨大V字的牌楼矗立在城门口和主要道路上。沿机场到城内陆军总司令部所在地——万寿宫的路上，每隔一段距离就并排站着武装宪兵和新六军士兵，精神抖擞、英姿飒爽。

芷江军民一大早就群聚街头，欢庆抗战胜利，都想亲眼看一看日军投降的场面”。今井一行人“默然无语，神态忧伤，举止呆板，任人拍照。记者此前已接到通知，禁止对日本降使作现场采访，所以没有人向他提问”。

1945年8月21日，湖南芷江，日军洽降会场，日方代表今井武夫阅读完何应钦要求转交给冈村宁次的《中字第一号备忘录》后，在文件上签名

8月21日至23日，中日双方代表在湖南芷江举行了日军洽降典礼。会上今井武夫只言“停战”，只字不提“投降”，这令主持洽降的萧毅肃将军十分不满，他对今井训斥道：“日本无条件投降已成事实，日本天皇已广播了日本投降诏书，你刚才不用‘投降’而用‘停战’，殊为不妥，应予纠正。”

8月22日，何应钦召集各方面军司令官、部分战区司令长官及海、空军负责人共同商讨了受降事宜，随后，他根据蒋介石指示将中国划分为15个受降区，并指派各地受降主官。26日，何应钦又宣布台湾、澎湖列岛为中国战区的第16受降区，至此，一场大受降开始了。

此时此刻，作为战败一方的日军代表们早已没有了当初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洽降工作结束后，今井武夫等人个个面带戚容，脸色阴沉地步入冈村专用的MC号飞机的机舱，飞离芷江。多年以后，今井武夫在其回忆录中说：“我们乘坐的MC号机，是为了顾全日军最后的体面而选择借用总司令的专机，它饱经长期战争的苦难之后，漆皮脱落，弹痕累累，看着就寒酸，不由得使我联想到一首诗：饱经岁月苦，线朽乱横斜。且顾残衣甲，褴褛难遮掩。”

“三九良辰”大受降

芷江洽降典礼结束后，各大受降区的纳降工作开始陆续进行。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担任受降主官的浙江受降区首先进行了受降仪式。9月4日，中方受降代表、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进指挥所主任韩德勤中将等中国将领在富阳县长新乡宋殿村接受了日方代表通泽一治大佐等人的投降，并先后接收了嘉兴、金华、杭州、宁波、厦门等地。

据说在宋殿村受降时，整个大厅四壁都被围满了白布，这是当地一个叫林镇南的年轻人在听闻日军投降的消息后定制来送给日军的“礼物”，林镇南老人多年之后仍对受降厅的“白布”记忆深刻：“只有办丧事才用白布的，我们知道鬼子猖狂的日子到头了。”

就在富阳受降的第二天，何应钦致电冈村宁次，通知其中国战区受降仪式的时间、地点及双方出席的人员。

中国战区的受降典礼地点定于南京，何应钦认为这有两层含义：第一，1928年到1937年间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虽于抗战初期沦陷，但在抗战胜利后，南京仍要作为中华民国首都。第二，1937年12月13日，南京被日军攻陷，日寇在这里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段历史不应遗忘，故而以南京作为受降地最为合适。

同时，何应钦根据盟军统帅麦克阿瑟的规定向冈村发出了中字第十七号备忘录，特别强调：“1.日军缴械时，不举行收缴武器之仪式。2.日军代表正式投降时，不得佩戴军刀。3.凡日军所有军刀，均应与其他武器一律收缴，一俟正式投降，日军即不得再行佩戴军刀。以上规定，在中国战区一律适用。”

中国战区受降典礼时间定为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正如古人诗云“三九良辰佳气蔼，听重重相贺欢声溢”，“九”是中国传统中认为最为吉利的数字，它代表崇高与完善，选择在这一天受降亦有象征抗日战争取得彻底完全胜利之意。

据韩文宁的《战区大受降》一书记载，9月9日这天的南京城“披上节日的盛装，到处张灯结彩，人们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主要街道均用松柏树扎起彩色牌楼，上面悬挂着中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红色的‘V’标记在旗帜之间，牌楼中间嵌着‘胜利和平’4个金色大字⋯⋯中国陆军司令部广场四周旗杆林立，联合国52个国家的国旗迎风飞扬，每个旗杆下面，并排站着一名武装士兵和一名宪兵，他们头顶钢盔，脚蹬皮鞋，身着制服，手戴白手套，紧握冲锋枪⋯⋯军校南大门前，建有一座用苍松翠柏扎成的高大牌坊，上面横匾‘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是红底金字，尤为醒目”。

1945年9月9日上午，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江苏南京黄埔路中央军校旧址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礼堂举行

签字典礼的地点选在中央军校（黄埔军校）礼堂，那是一座二层木建筑，但在9日那天却显得庄严肃穆，戒备森严。礼堂中央“悬挂孙中山先生遗像，两旁是中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下端点缀了红色‘V’字与‘和平’两字。遗像对面的墙上挂着中、美、英、苏四国领袖的肖像”。参加典礼的除有何应钦、汤恩伯、郑洞国、冷欣、廖耀湘、谷正纲等中方军政要人之外，还有美国的麦克鲁少将、英国海斯中将、法国的保义上校以及加拿大、苏联、澳大利亚等同盟国家的军官等数十人，整个会场的中外观礼官员共计400余人。

9日上午8时45分，冈村宁次及其随从共7人分乘3辆小车到达受降现场，与今井武夫到芷江洽降时一样，以冈村为首的日本代表们个个灰头土脸，失魂落魄，任凭中外记者们拍照。

时隔多年，曾亲历过南京受降仪式的抗战老兵赵振英仍记得当时“日本人老老实实低着头走路，不抬头，七个人坐在那就把帽子摘了，只有冈村宁次的帽子放在面前桌子上，其余人拿着帽子坐着”的情景。当所有代表坐定后，何应钦宣布可以拍照5分钟，这时会场灯光闪亮，中外摄影记者们纷纷拍照，记录下这一庄严而神圣的历史时刻。

中国战区16个受降区之一的广州受降仪式现场

上午9时，受降签字典礼正式开始。主投降官冈村宁次将投降签字仪式代表证书交给其参谋长小林浅三郎，由其递送给何应钦过目。何应钦阅览之后，将拟定的投降仪式书（日文、中文各一份）由中国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交给冈村宁次。

随后冈村宁次低头看过投降书的内容后，提笔在投降书上签字并盖上其图章。待典礼结束，冈村宁次等日方代表依次退席，何应钦则发表简短讲话：“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已于本日上午九时，在南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东亚及全世界人类和平与繁荣，亦从此开一新纪元⋯⋯”

跨国受降与台湾光复

南京中国战区受降典礼结束后，全国各个受降区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纳降工作。1945年9月11日，由汤恩伯主持举行了上海地区的受降仪式，日方代表松井久太郎在投降书上签字；９月14日，由薛岳为受降主官的江西地区受降在南昌中山路中央银行举行，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兼第11军长笠原幸雄作为代表在降书上签字；9月15日，长衡地区的受降长官王耀武与美军代表金武德在长沙湖南大学操场上举行受降仪式，接受了日军第20军团司令官坂西一郎中将投降⋯⋯各地的受降仪式中，由卢汉将军主持的“跨国受降”尤其值得一书。

根据《开罗宣言》 《波茨坦公告》等文件精神，盟军统帅部于1945年8月17日发布第1号命令：越南16度纬线以北地区的所有日军无条件向中国政府投降。日本投降后，第1方面军司令官卢汉奉命代表中国政府率部开赴越南对当地日军进行受降，这是中国16个受降区中唯一的一个境外受降区，所以也被称为“跨国受降”。

1945年9月8日晚，以云南将士为主体的中国军队在卢汉的统一部署和指挥下，开始分数路向越南北部挺进。部队抵达越南后，首先对当地放下武器的日本士兵进行集中管理。

1945年9月28日，这次特殊的跨国受降仪式在河内顺利进行。张同友回忆说：“移交枪支后，日本兵单身回到兵营，不许出来。然后有船只送走他们，中国军队解押他们，他们有不愿回日本的，就在越南下乡。但是当时越南也有游击队，（日军）也不敢乱跑。”

在抗战胜利、举国狂欢之际，被日本占据了50年之久的中国台湾也回归到祖国的怀抱。根据《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日本投降后须将中国台湾、澎湖列岛主权归还中国，何应钦于8月26日将台、澎地区划为第16个受降区，并指定台北为受降地点。为了让中国台湾地区的受降和接收能够顺利进行，国民政府与中国军队投入了更多的力量，在受降仪式结束后花了半年之久的时间才完成了中国台湾的接收工作。

1945年10月25日，国军将领于日军受降典礼后在牌楼下合影，台北公会堂

1945年10月25日上午，“中国战区台湾受降典礼”在台北公会堂（现中山堂）举行，典礼隆重而庄严，中国的受降主官为陈仪将军，日军代表为第10方面军司令安藤利吉。当安藤将签完字的降书呈送给中方后，主受降官陈仪即向全世界广播：“从今天起，台湾、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政府主权之下。此极为有意义之事实，本人特向中国同胞及全世界报告周知。”

为纪念中国台湾光复，国民政府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于1946年8月颁布命令，定10月25日为“台湾光复节”，简称“光复节”。

跨国受降与台湾光复

从1937年的夏天开始，刺眼的膏药旗便飘扬在古城北平的上空，八年来，北平的市民在日军的刺刀下过着战战兢兢度日如年的生活。直到1945年秋天，当胜利的消息传来之时，整个古都都沸腾了，在侵略者铁蹄下度过了八年的人们迎来解放，他们欢呼雀跃，相互道贺。街道上的商店门前贴出了“庆祝胜利”等标语，天安门前竖起了一块书有“还我山河”四个白色大字的黑色大型标语木牌。肆虐了整整八年的膏药旗相继被扯下，阔别已久的中国国旗再度在北平的上空迎风飘扬。

日本宣布投降后，蒋介石即于8月18日电令第十一战区长官孙连仲为主受降官，负责接收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地区日军华北派遣军的直辖部队。随后，何应钦在芷江电告孙连仲，指定北平为受降地点。当胜利消息传来之时，自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在北平城里的日军开始贩卖枪支等物品；有两名日本士兵因争抢一个馒头而大打出手；日侨为了回国也纷纷开始四处筹钱。

当然，也有不少“死硬派”日军故意破坏仓库和武器，并转移武器资料，甚至蓄意闹事。对此情况，时任华北受降区北平前进指挥所主任吕文贞将军召见了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要求其对部下“应切实负责，防止再次发生（此类事件）”。

中国受降官孙连仲在“受降主官”下签字

相比其他受降区，北平的日军似乎更为嚣张跋扈，他们竟向中方提出在受降仪式上佩戴军刀、勋章的要求，妄图保留所谓“帝国军人的尊严”。这一违反同盟国规定的无理要求自然遭到中方严词拒绝。为挫灭日军的嚣张气焰，吕文贞将受降地点由原定的中南海怀仁堂改为故宫太和殿，并且受降典礼要公开隆重。1945年10月10日，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又逢双十国庆，故宫太和殿广场前人山人海，受邀参加仪式的有多名盟国要人。国民政府国防部部长白崇禧莅临现场监督。

1945年10月10日，北平。中国战区华北日本投降仪式在故宫太和殿举行，场面恢宏

上午9时50分，军乐响起，担任受降主官的孙连仲偕同吕文贞步入太和殿广场，在司仪的宣读声中，日方代表根本博在降书上一一签字盖章后呈交给孙连仲将军，随后又举行了“献刀仪式”，日军投降代表根本博、高桥坦等人依次呈献了21把军刀。当日观礼群众超过10万人，整个太和殿广场被挤得水泄不通，典礼场面之规模甚至超过了南京受降仪式。

中共抗日武装反攻与接收

在国民政府指定的16个受降区主降官中，没有一位是中共将领。不过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早在抗战末期就已对日展开大反攻和武装接收。

日本天皇于8月15日宣布投降后，八路军、新四军也开始进行接收工作，当时不少日军宣称只向政府军投降，拒绝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因此八路军与日军在“八一五”之后依旧不断发生战斗。例如驻山西的八路军就曾几次对据守沁县的日军展开强攻，双方互有伤亡，后因沁县日军向阎锡山部缴械而告终。

与此同时，在河北、山西、苏北等地区，中共抗日武装也开始强行对日受降。武装接收的过程中，国共两党部队矛盾重重，摩擦不断，甚至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日本投降后，山西阎锡山部的第19军军长史泽波奉令率4个师在上党地区接受日军投降，不巧撞上了同样准备对日进行武装接收的刘、邓部队，继而引发了著名“上党战役”，此役阎锡山部3.5万人被歼，第19军军长史泽波沦为战俘。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日本投降后国共双方因受降而爆发的大小武装冲突成为内战的序曲。

从1945年9月4日至12月27日，16个受降区的受降典礼先后完成，但接收与缴械却经历了更为漫长和坎坷的过程。据何应钦所著的《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一书记载，投降的侵华日军共计1283240人，接收时间持续到1946年。各地的受降仪式结束后，中国政府进入逮捕战犯、审判罪魁的环节。

*本文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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